# Ancient Near Eastern Prophecy and Biblical Prophecy

预言（Prophecy）是圣经历史和思想的核心要素。先知被视为重要人物。预言著作是圣经文学的中心。圣经曾多次提到存在非以色列人的预言;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巴兰（Balaam）。圣经还告诉我们其他神灵的先知，例如耶洗别（Jezebel）女王时代的巴力（Baal）和阿舍拉（Ashera）先知。

占卜（Divination）是古代近东的有名职业，特别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化中。它通常基于对各种物品的破译。占卜者观察星星，天气现象，土地的结构，油在水面分布，烟，流动的水和鸟的飞行等等。但最常见的是观察动物的内脏，主要是**羔羊的肝脏**。占卜在当时被视为一门科学。它的从业者都是苏联的专业人士，利用详细的手册解释相关现象，揭示未来。

> 如果有两条路径（即肝脏的特定部位）并且它们是平行的：一个稳定的基础，生活在和平中。
> 如果有两个路径，第二个路径弯曲并指向正常路径：未被带入的武器会攻击王子。
> 如果有两个路径，第二个路径弯曲并指向正常路径，并且在它们之间放置一个洞：敌人将在战斗中被击败。
> 如果有两条路径，第二条路径位于正常路径中间：辅助部队中的某个人会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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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Koch-Westenholz, Babylonian Liver Omens)  

占卜者通过阅读肝脏预测军事行动的成败。

圣经中也对巴比伦国王的占卜行为有所记载。圣经法律也承认占卜，但是禁止以色列人去占卜。古代近东的先知没有参考手册：他们直接和自发地传达了神的话语，通常是欣喜若狂的（ecstatic）体验的一部分。

先知不是熟练职业的实践者；他们没有智力资格，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神职人员经常与国王亲密接触，并经常在皇家宫廷服役。而先知在不同的地方给出了他们的预言，往往远离宫殿。

两个主要的美索不达米亚遗址为我们提供了与预言有关的文本：马里（Mari）和尼尼微（Nineveh）。它们活跃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不同时代。马里的预言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世纪，而尼尼微的预言晚得多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

## 马里的预言

马里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岸边，这在今天的叙利亚。1933年法国考古学家意外的发现了这个遗址。在马里中发掘出来300多间房子以及无数的陶片。这些陶片（clay tablets）大部分是阿卡德语写成，它们揭示了王国及其统治者的各个方面：政治和军事事件，皇家宫廷及其官员以及宗教和日常生活。陶片被破译以后，专家们发现马里王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的居民都是亚摩利人（Amorites），而不是阿卡德人。

亚摩利人是一支西闪米特游牧民族，从公元3000年前开始进入到城市。他们有自己的口头语言但是没有书写语言。但是亚摩利人语言和社会的元素渗透到阿卡德文化中。作为西闪米特人，亚摩利人与以色列人有更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最有趣的联系和预言有关。我们发现了一些马里文化中给国王的信件，目前只有一封是先知直接写的，其他的是他人书写。

马里的先知有好几个称谓，最常见的是 “**muhhu(m)**”（男性）或者 “**muhhutum**” （女性）。这个词的意思是欣喜若狂的（ecastatic），指的是他们预言时的状态。

马里的其他先知被称为 apilum （apiltum），意思是回答者（answerer），这就像圣经里的 Urim 和 Thummim。马里还有一些更少的先知叫 “nabu”，很多学者认为这可能和圣经里的先知（נביא）是相关的。



### 马里的政治预言

马里的预言经常涉及国家安全和国王的福利。这个预言的几个细节回顾了圣经中的预言。首先，预言解决了当时的政治局势。这个问题也是圣经预言的核心。圣经先知经常提到现行政策，并批准或不赞成政治联盟。这些预言的例子散布在整本圣经中。在以赛亚书30章中，先知警告不要与埃及结盟。以赛亚责备人们在没有咨询上帝的情况下与埃及结盟，就像马里的女先知警告国王不要在没有咨询先知的情况下与Eshnunna结盟一样。

Mari预言的风格相对简单。他们缺乏圣经预言的高度文学和诗歌丰富的特点。也许这种风格反映了原始的预言；但是，现存的文本也可能是由一位官员组成的简化释义，他对预言的政治含义比对其文学价值更感兴趣。

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稻草（straw floating on water）一样，破碎的芦苇（broken reed）可以作为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治联盟的隐喻。联盟可能看起来很稳固，但不可信任。渔网隐喻（net metaphor）在各种圣经预言中也是平行的。

### 马里的崇拜和道德预言

一些马里的预言是关于崇拜的，尤其是关于圣庙。先知们让国王重视神庙。也有一些预言是让国王重视道德。这两个主题在圣经预言中也是广泛存在的。

有时候以色列先知会直接向国王阐述他们的正义呼吁。



## 中亚述时期的预言

尼尼微是新亚述帝国（Neo-Assyrian）的重要城市，同时也是现代学术的重要城市，因为在这里发现了著名的 Ashurbanipal 国王图书馆（the Library of King Ashurbanipal）。在这个古老的图书馆中，共发掘出2万4千块楔形文字板。它们包含了古代词典到宗教和文学文本。Ashurbanipal 的图书馆是我们对阿卡德文学知识的最丰富和最重要的来源。同时在尼尼微地区发现了一些其他的预言文本。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并发表了尼尼微及其周围地区的95个预言。他们最常见的收件人是亚述王，他们的典型主题是**国王的福利**。

这个预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文学框架。与马里不同，这不是一封报道预言的信，而是**一本预言文本本身**，它提醒我们圣经的预言。这一事实或许可能意味着亚述人的预言比马里信中官员所引用的预言更接近原始的表述。

新亚述时期有两种预言，放在大小两种不同的陶板上，小的可以认为是草稿，用于记录先知所说的话。只有被认为是重要的预言才会复制到大的陶板上并存档。

根据拉比的观点，古代以色列也存在类似的原则：许多先知出现在以色列，是从埃及出来的人数的两倍。然而，**写下了与后代有关的预言，那是与后代无关的事情没有写下来。**

在新亚述时期还有一些和平神谕（shulmu），这个词是希伯来语shalom的同源词。该术语指预言的内容，预言和平与繁荣。他们将亚述王作为女神伊什塔尔的选民儿子，并承诺王国将为后代保持稳定。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用天地之间宇宙和谐的华丽表达来描绘王国的未来。这个特征在一些圣经预言中是已知的。



## 古代近东地区的预言解读

研究马里预言的早期学者认为，详细的预言在马里和以色列出现因为这两种文化属于西方 - 闪米特文化。

根据这一理论，预言与占卜相对： 是一种西方闪米特现象。然而，新亚述帝国的丰富发现驳斥了这一理论。亚述帝国的文化是东方 - 闪米特人，新亚述人的预言甚至比马里的预言更类似于圣经的预言。

其他学者认为，在Mari和Nineveh发现与预言有关的文本只是偶然，因为这两个城市是迄今为止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最大档案。根据这种解释，先知可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其他地方和时代都存在，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活动的痕迹：也许他们的预言只是口头传递，或者记录他们工作的书面材料无法生存。我们还应该记住，与占卜不同，预言不被视为学术学科，与抄写机构无关。相反，这是一种口头现象，**只是在书面资料中偶尔记录**。

## 古代近东预言和圣经预言的相似与不同

毫无疑问，圣经的预言在分配，中心和神学发展方面脱颖而出，从美索不达米亚的预言中脱颖而出。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先知在马里或亚述中并没有像在以色列那样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先知对人民和国王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圣经预言建立了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学院，负责丰富的神学。它涵盖了各种主题，如人类命运，特殊和普遍使命，人类神圣关系，皇家职责，国际关系等。有限的美索不达米亚预言的文献没有表明在美索不达米亚有类似的丰富的预言传统。我们仍应记住。美索不达米亚的预言可能是一个**口头机构**。缺乏必要的工具来建立自己作为一个坚实的文学宗教传统。

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预言涉及国王和国家的福利。这一特征在亚述人的预言中尤其引人注目。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预言通常被称为shulmu预言 - 即和平预言。我们从圣经中也知道这些预言，在那里它们被称为shalom预言。不过有些错误的和平预言被Jeremiah 和 Ezekiel 批评为假预言。

而以色列预言的主要焦点在于责备人民和国王。根据现存的材料，这个圣经预言的纲领与美索不达米亚的预言形成对比。

==Avraham Malamat== 是马里文化的第一批学生之一，他认为这是一个显着的差异。

> 与圣经有关于厄运的预言和对国王和人民的劝告的言论形成对比，马里的信息通常是乐观的，并试图安抚国王，而不是斥责或警告他。

一些圣经经文称这些官方先知（court prophets）发布和平预言是为了取悦国王。可能先知必须支持国王并在战斗前鼓励他；预言不良后果的先知会对抗国王并激起他的仇恨。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确实试图根据我们所拥有的文本得出任何结论，我们应该用**进化而不是革命**来描述圣经与美索不达米亚预言之间的关系。圣经预言的典型商标是<u>其丰富的诗歌语言，对人民和国王的批判，以及社会正义的神学</u>。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预言中，这些特征可能**零散的**显现出来。然而，他们只是在圣经中完全开花。以色列人的预言在以色列出现，是更广泛的古代近东现象的一部分。然而在以色列，预言呈现出复杂的形式，并成为第一圣殿时期以色列人神学和文学创造力的中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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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3

